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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火枪手:民权运动中的英雄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05-25

  编者按:每当人们回溯美国民权运动的历史,马丁·路德·金注定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的遗产在半个世纪后依旧对人们产生着巨大影响。实际上,过去相当时间里民权运动史几乎成了专属马丁·路德·金个人的纪念碑式史学。然而独木焉能成林?民权运动的成就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在金领导的几场重大运动之外,58-60年的静坐运动、61年的自由乘车运动、64年的自由之夏运动等等,都是南方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伟大斗争。1968年金被刺身亡前,迈德加·艾佛斯(Medgar Evers)、马尔科姆·X(Malcolm X)、乔治·李(George Lee)吉米·李·杰克逊(Jimmie Lee Jackson)等仁人志士先后被暗杀。从思想纲领上看,马尔科姆的黑人民族主义与后面的“黑人权力运动”,也代表了与“非暴力直接行动”相并行的斗争路线。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民权运动的群像,才能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

  本期外刊扫描为读者讲述民权运动中三位“M”的生平:他们是马丁·路德·金(MLK)、马尔科姆·X(Malcolm X)与迈德加·威利·艾佛斯(Medgar Wiley Evers)。同样作为民权运动的英雄,同样被刺身亡,他们的生命已成传奇,更折射出民权运动时期光怪陆离的多重面向。我们希望借着对这三位背景各异,但命运又交织在一起的重要人物的讨论,获得对这段关乎人类尊严的历史更深刻的把握。需要说明的是,根据詹姆斯·鲍德温的遗作、演讲、采访制作而成的纪录片“I AM NOT YOUR NEGRO”给了我们选题的灵感和非常多的启发,在此向各位读者推荐。

  当民权运动的历史逐渐被人们写就,其中的核心话题之一无疑是马丁·路德·金,这位伟大的政治战略家。从1955到1956年间,美国的社会革命改变了全国的政治生态。金的非暴力组织成功地揭露了白人种族主义的罪恶,推翻了横行南方数十年的种族隔离制度。金的非暴力直接行动策略受到甘地的启发,通过游行、群众集会、静坐、联合抵制以及公民不服从等方式,打破了种族隔离的森严秩序。55-65年短短十年间取得的成就,超过了过去一个世纪,其中最大成果是1964年的“民权法案”与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金不是第一个在美国应用非暴力策略的人,却是最成功的一个。

  虽然致力于非暴力理念,他的抗议运动却往往与暴力相伴,这也是他招致诸多批评的重要原因。尽管 《时代周刊》1964年将其选为封面人物,相关专栏文章却评价道:“金不断地宣扬非暴力,但他的抗议运动却常常导致暴力。”65年4月在保守派期刊《国家评论》一篇题为“非暴力的暴力”的文章中,作者批判金的运动是对“代议制、立宪政府的暴力攻击”。这样的批评贯穿了金的一生。在68年金遭遇刺杀后不久,莱昂内尔·洛克斯(Lionel Lokos)在书中宣称金的成功取决于暴力威胁和挑衅,他留给国家的是“一份无法无天的遗产”,“暴力总在他身边如影随形”。民权斗士杨·霍华德(Jan Howard)也认为尽管需要奉行非暴力行动原则,但民权运动需要暴力来维系。

  围绕金的策略的种种争论,其实源于非暴力抵抗策略所固有的矛盾性。金的批评者有一点说的没错,他的非暴力方法只有当激起种族秩序捍卫者们的暴力回应时,才会取得最大的成功。塞尔玛抗议(Selma)期间金曾在《周六评论报》上具体阐释了非暴力直接行动战略:(1)非暴力示威者走上街头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2)种族主义者通过暴力行动反击他们(3)有良知的美国人以正派为名要求联邦政府的干预与立法(4)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采取直接干预、纠正立法。金的敌人们将上述言语看作他自认犯罪的证据,他们惊讶地发现金居然承认从反对者的暴力反抗中汲取力量。种族主义者主张黑人抗议者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的行为促成了暴力,破坏了法律和秩序。但这一论点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预设之上的,即一个社区里若没有发生公开冲突就等同于“公正”。而金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目的恰恰是要迫使种族主义社群暴露出它们的不公与残忍,并迫使各级政府进行立法改革。

  金的批评者们没有意识到的是,非暴力直接行动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策略,而是一种导致社会变革的、具有战斗性和强迫性的方式。在1956年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运动时期,金强调用理性和爱转化敌人。但随着60年南方与61年自由乘车运动的进行,金日益认识到非暴力直接行动的强迫性实质。行动的成功并非因为白人受到感化,而是它对种族隔离秩序施加了政治、经济与道德压力。而且,金的攻击者们忽略了白人施加在被压迫者身上的暴力。在几乎所有情形中,都是种族主义者们犯下暴行,非暴力抵抗者们不过是给种族主义者暴露本性提供了一个契机。另一方面,如果黑人不抵抗的话,就会被默认为满足于现状。因此几代人以来,黑人几乎成了“透明人”,而在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他们终于不再透明。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意识到这种暴力是种族主义社会肌理所固有的。它不总是显性的。在种族隔离的法律秩序风平浪静的表面下掩盖着隐性的暴力。只要黑人承认这种压迫,他们就会一直成为精神暴力的受害者,这种隐性暴力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的尊严。而当黑人采取直接行动时,这种暴力就会暴露在阳光之下。金认为,通过抵抗黑人将会“迫使他们的压迫者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下施加暴行”。而民权运动之所以能在南方成功,恰恰是这种被激发出的暴行刺激了美利坚民族的良心,证明了现行体制的不公。因而上述对金的批评是典型的扭曲事实,颠倒黑白。

  对民权运动历史的分析揭示出,黑人常常只有在利用非暴力直接行动破坏隔离秩序并引发一场危机后,才能取得重大成果。正如学者所言“危机的政治学”是黑人政治经验的显要部分。在马丁·路德·金之前,争取民权的主要方式是由全美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ACP)采用的守法主义策略,即通过法院的一件件判案逐步获得民权。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954年5月17日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的判决,从宪法上禁止公共学校种族隔离。但很快,该案带给黑人的巨大希望就落空了。南方白人群起抗议,联邦政府也不愿实行该判决。国会的101位南部议员甚至联名签署“南方声明”,称该判决“违反现存法规和宪法”。面对迅速激化的种族矛盾,原本规规矩矩的方式显然不够用。法律只有贯彻落实才有意义。在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袖手旁观,法律得不到落实,民权运动积极分子还遭到殴打、囚禁甚至谋杀。因而必须发展出一种全新的方法,强迫南方各州服从法律,也促使总统和国会在支持民权方面更加主动。这种方法,在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运动中发端,到伯明翰运动时期发展成熟,就是群众的非暴力直接行动。一系列运动在金和其创立的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SCLC)领导下进行。

  历史证明联邦政府在保护南方黑人权利方面总是玩忽职守。除非受到压力,它是不会强制实行民权法令的。例如1957年在阿肯色州小岩城出现全面暴力的危机后,艾森豪威尔总统才派出美国陆军101空降师强制取消了小岩城中央高中的种族隔离。自由乘车运动领袖詹姆斯·法默(James Farmer)说:“我们的道理很简单。我们施加压力,制造危机,然后他们才有所反应。”

  由此马丁·路德·金成功的非暴力直接行动遵循如下几个步骤:引发危机-种族主义者对非暴力抵抗者施加暴力-联邦政府介入。其中第一步尤其关键,62年金在佐治亚州阿尔巴尼组织的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当地警方同样采用了非暴力的方法应对,并和平地关押了数百名示威者。

  1963年伯明翰运动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在准备阶段,金在伯明翰的监狱里写道,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目标就是“去制造这种危机、紧张关系,使得一直不愿协商的社区不得不直面问题。我们要让问题充分暴露出来,这样就不会被人所忽视。”金出狱后不久,当数千名学生被动员起来参与游行,这座城市终于低头了,抗议运动也由此达到高潮。这次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当地警长尤金·“公牛”·康纳(Eugene “Bull”Connor)用警棍、高压水枪和警犬攻击示威者,而这一切又被金通过电视、报纸的形式传播到全国各地,这些影像震惊了民众。数周的示威后,在联邦政府的协助下双方终于达成和解,黑人的要求全部得到满足,并促成了1964年民权法案的出台。肯尼迪总统事后还对金打趣道:“咱们对公牛康纳就别判得太重了。毕竟他也算是为民权立法作出了贡献。”在随后的1964年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汀城运动,以及次年在亚拉巴马州举行的塞尔玛选举权运动,金都如法炮制取得成功,更推动了65年选举权法案的通过。由这几起运动的成功,可以看到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都是危机政治的大师。他通过媒体,吸引人们注意黑人所面临的困境,以及白人对他们的无耻暴行,进而引发全国范围的同情与愤怒。在策略层面,可以说金将对手玩弄于鼓掌之间。

  要理解制造危机的必要性,必须首先理解美国联邦体制的某些原则。在南方强制实行人权法令,其实是把联邦政府置于一个两难的境地。美国宪法的缔造者们为了防止权力的腐败,设计出一套建立在分权制衡原则上的宪政体系。在这套体制下,由于中央与地方各州间的权力制衡,当地的警察首先要服从的是地区权威。因而联邦政府要想介入各州事务,要么是联邦法令被违反(57年小岩城的情况),要么是该州单靠自己已无法维持秩序(63年伯明翰和65年塞尔玛的情况)。除非上述情况,联邦政府是可以拒绝干涉各州民权运动的。金和同事们理解联邦体制的复杂性,也试图利用这种联邦-州法律的二元体系。但同时他们也明白南方各州长期以来恰恰是以州权为挡箭牌,保护其种族主义政策。在50和60年代,民权活动家们反复提出联邦政府更积极介入南方民权事务的请求,这对传统的联邦-州关系构成了重大挑战。

  随着南方腹地的白人暴行愈演愈烈,要求联邦政府介入干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对此,肯尼迪总统则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他不愿疏远国会中的南方人,也不愿冒牺牲其他立法计划的风险通过下一条民权法案。为了回应黑人的呼声,政府仅仅宣布支持一场选举人注册运动。政府高层对审慎立场的官方解释是,不希望联邦政府掌握过多的权力,这会可能破坏分权制衡的宪政体系。面对民权运动人士对联邦政府调查、检举南方种族主义暴行的请求,政府则回应称由政府代表个人提起民权诉讼,除非有法律特别允许,否则就超过了政府的权责范围。

  随即,来自全国六所顶级法学院的约29名教授联合起来,为联邦政府介入民权斗争找到了坚实的法律依据。例如,他们援引了1895年德布斯案(Debs):当时最高法院裁定在必要时联邦政府可以通过强制令的方式在国家的任何地方实行法律。正如海伍德·伯恩斯(Haywood Burns)所言,政府拒绝更积极地介入民权事务的借口,往往刻意混淆了权威和政策之间的区别。肯尼迪政府当然有这样的权威,它只是不想这么干罢了。对于联邦干涉最具说服力的论点来自霍华德·齐恩(Howard Zinn),他指出宪法十四修正案明确规定,当某州不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时,联邦政府有权强制保障其公民权。因此,联邦政府拒绝干涉民权事务等同于放弃其法定权威,甚至违宪。然而,尽管民权法学家们对此做出了有力的辩护,联邦政府依旧坚持其一贯原则:无危机,不介入。因此,如果没有这些由马丁·路德·金非暴力直接行动所激发的危机,数百万美国南方黑人将依旧活在种族隔离制度的枷锁中,而政府也会为了其扭曲的联邦主义观念牺牲数百万人的民权。

  到1965年,金的非暴力直接行动揭露了南方种族主义的罪恶,并直接影响了通过民权法案的历史进程。1964和65年的民权法案改变了南方的样貌,对全国都有深远影响。非暴力直接行动使黑人能够为获得自由、证明自己作为美国公民的尊严而作出建设性努力。同时南方在种族隔离上取得的进步也唤醒了北方的黑人。1965年8月,洛杉矶瓦茨区(Watts)为期6天的骚乱标志着非暴力时代的结束,也为不容忽视的贫民窟问题敲响了警钟。当马丁·路德·金把他的非暴力直接行动策略应用到大型贫民窟时,却不再那么有力了,这里的问题更复杂、更根深蒂固,压迫者也更是有备而来,将种族主义掩藏的很好。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在芝加哥得到的教训是,在南方的一个饭店或车站打破种族隔离,比在贫民窟里解决贫困、失业、居住、上学问题要容易得多。在一座南方小城里,更容易引发一场危机,哪怕一场小危机也足以使城市瘫痪。但在北方大城市,一场危机很快就被消解、中和了。而且,从1965年开始,数以千计的下层黑人发现“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主张诉诸暴力的语言相比非暴力的号召更能吸引他们。

  可一旦黑人采取暴力举措,就不那么容易揭露掩藏的体制性歧视,并完全实现他们的正当诉求。金的非暴力策略之所以在南方取得成功,是因为黑人能够在非暴力策略中得到锻炼,当这一策略应用到种族主义制度时能够制造出相当的冲突,足以引发一场危机并揭露压迫者的残忍面目。如果说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方法是矛盾的话——因为它总是引发暴力——那么种族主义体制的支持者要为这种“矛盾”负责。

  黑人激进分子马尔科姆·X(Malcolm X), 1925年5月19日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本名马尔科姆·利特尔(Malcolm Little)。儿时曾跟随家人多次迁居,最后在密歇根州兰辛市两英里外的一栋小房子里安了家,他的童年就是在郊区度过的,在那里周围人不停地谈论着“平等权利”和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1941年马尔科姆前往罗克斯伯里(Roxbury)投奔他的表姐,几个月后他找到了份擦鞋童的差事,同时还做些卖毒品的勾当。42年他又找了份铁路餐车服务员的工作,很快就迁居哈莱姆(Harlem),在那里他参与了抢劫、贩毒等真正的犯罪活动,并逐渐熟悉了底层黑人社会的生存法则。45年他重返波士顿,还组建了自己的入室抢劫团伙。1946年他因抢劫被捕入狱,在查尔斯顿监狱(Charlestown)里关了7年。

  在狱中他成为了以利亚·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的追随者,他是一位小型城市先知崇拜组织的领袖,该组织在底特律、芝加哥和纽约都有分支。马尔科姆和穆罕默德通过邮件通信,他的兄弟姐妹也劝他加入穆罕默德的教派。与他在哈姆莱时期混的黑帮不同,该组织强调个人对领袖高度的宗教崇拜,实际上类似一个独裁式的兄弟会。

  1964年3月18日,哈佛莱弗里特楼(Leverett House)的餐厅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天的演讲者是马尔科姆。为了对穆罕默德强加给他的90天禁言表示抗议,他刚刚退出了全美伊斯兰联盟(The Nation of Islam,黑人穆斯林运动)。表面上他因对肯尼迪刺杀事件的评论而被禁言——他说肯尼迪遇刺是“自食其果”,在一个播种暴力的社会收获的将还是暴力。实际上是因为他对以利亚·穆罕默德的权威构成了威胁。他们关于运动的发展方向问题看法不一,以利亚认为马尔科姆在民权运动中建立民族主义阵线的努力太过激进。

  马尔科姆则从加入全美伊斯兰联盟的那天起就没有失去过内在的自由。他是纽约黑人穆斯林清真寺的牧师,全美伊斯兰联盟最有影响力的神职人员之一。他曾担任全美伊斯兰联盟在美国的无任所大使,而且最终成为了新兴的黑人民族主义势力的领袖之一,该新兴力量将重塑美国黑人的国内政治。他还是一位成功的演说家和电视红人,深受公众欢迎。那天他在哈佛的演讲可谓人满为患,不得不加开额外房间,而且将演讲对外直播。

  在马尔科姆与黑人穆斯林运动决裂后,本文作者邀请他来哈佛演讲。作者认为自己被马尔科姆吸引的原因在于他永远无法忽视种族冲突对人类尊严造成的巨大伤害。如果白人能够理解为什么马尔科姆对他们如此愤恨,那么他们就会学着去尊重这些与他们共享这个国家的黑人。马尔科姆看上去被愤怒驱使、控制着,尽管他的观点已逐渐变化,变得更为世界主义,但他还是惯用早先的言辞方式。他喜欢自称为“最愤怒的美国黑人”。本文试着去描述他的内在逻辑,以及当他目睹这个世界的黑暗时,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分析马尔科姆的语言是理解其思想的第一步。在马尔科姆的语义学领域内,贯穿其公共生涯的,是各类标语和表达恐惧的各种暗示。他喜欢说狼、狐狸、蛇、秃鹰等字眼,以此描述一个动物间相互猎杀的丛林。1965年当他知道自己被杀手盯上的时候,他比喻自己置身于一个丛林,并认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对社会的观念基于两条丛林法则之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实际上,马尔科姆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观念就暗含在这些意象背后。这种比喻的手法在黑人演说家中并不罕见。他的语言最独到地反映了美国的黑人经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与关于民族观念、国家行为的观念以及对世界悲喜交集的态度息息相关。同样它也与城市、与乡村生活的细节、与劳动和娱乐的形式、与性爱、食物、机器、动物、风俗民情、宗教艺术以及特殊的困境和命运感等等他所经历的一切息息相关。

  马尔科姆最成功地描述黑人自由运动中特殊的困境与命运感。他认为马丁·路德·金和穆罕默德的策略是自相矛盾的,面对种族主义要么退缩要么战斗,采取所谓的消极中立不过是承认现状罢了。在这一点上穆罕默德更甚于金。他抓住一切机会号召黑人采取积极的乃至暴力的策略。他的言辞里充满了对美国社会暴力实质的描述,他相信白人和黑人已处在战争状态中。他是这样形容白人的:“它过去像雄鹰,现在更像秃鹰了。它过去足够强大到吸任何人的血。但现在它已变得更加怯懦,像秃鹰一样,只能吸无助之人的血了。”“这是二十一条杀害了密西西比州三位弟兄的毒蛇……在地球上任何社会都没有法律能阻止任何人砍下这些蛇的头。”对意象的使用也是马尔科姆所熟悉的,当时波士顿充斥着色情与犯罪的地下世界的特点。马尔科姆的激进之处在于,他不是消极地指出并接受社会的不公,而是通过这些意象表达出一种抵抗与惩罚白人的战略。正如他在1963年底特律北方民权领袖大会的演讲中所述:“你坐着奴隶船来到美国,身上绑着锁链,就像一匹马或一头牛或一只鸡……美国的白人是一匹狼,而黑人完全就是一只羊。”马尔科姆将黑人比作白人的“被驯服的狗”,他仅仅是想呼吁黑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咆哮、撕咬”。他还会把黑人穆斯林比作“茅茅党“(Mau Mau,肯尼亚1951年出现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武装组织——编者注),他们也是少数派,却“带来了肯尼亚的独立”。

  马尔科姆话语的背后饱含着磅礴的激情。马尔科姆会在演说中反复使用相似的比喻,从而达到更为震撼的效果。确实,他的雄辩术对黑人观众有着更为深刻的感染力。约翰·伊洛(John Illo)将其演讲比作一场真实的革命,“修辞,像革命一样,也是一种重新定义现实的方式。”这并非是希望黑人混淆现实与想象,恰恰相反,他的演讲是为了破除美国媒体长期精心设计的幻象,而将真实的现状呈现给听众:“新闻在形象塑造方面是如此的强大,它能让一个罪犯看上去像受害者,而让受害者看上去像罪犯……如果你不小心谨慎,报纸会让你憎恨被压迫者,却热爱压迫者。”

  马尔科姆所描绘的黑人形象往往带有两面性:他们既强大又虚弱。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他都在沿用这种美国“被放逐的非洲人”形象:丛林、监狱与已经失落的奴隶制之前的快乐生活。他将黑人缺乏种族自豪感与他们的故乡非洲联系到一起。在描述非洲时他使用十分个人化的词汇:“你不能在憎恨一颗树的根部的同时却不去恨树本身。 黑人不可能厌恨非洲的同时却热爱我们自身。”他往往将非洲描述成一个充满蓬勃生机的丛林,以此作为黑人力量的源泉。

  有人认为在生命的最后,马尔科姆与马丁·路德·金的理念趋于相同;也有人认为只有马尔科姆才是自始至终代表美国黑人底层社会的心声:他们暂时沉默,怒火中烧,等待爆发的时机。他之所以是民权运动中最让人看不懂的人物,也许是因为他取得的成就最为重要:黑人的“内在解放”。为达成这一伟大的突破,他向自己的同胞解释,今日黑人与白人的关系为何依然由奴隶制所定义。与前辈们不同,马尔科姆从不避讳宣称黑人应当寻求用相同的手段去惩罚白人的权利,他想开创的是一条黑人民族主义的新路径。的确,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华盛顿的集会与演说将改变美国未来的政治生态。但金的成就更多地直接惠及黑人中产阶层,而那些黑人无产者、被落下的人也需要有人为他们发声。马尔科姆就是他们的代言人。

  在个人生活中,马尔科姆其实是一个体贴周到、时而彬彬有礼的人,而且从不在辩论中出口成脏。他的眼界也在不断地扩展,到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哈佛时,他已完成了麦加朝圣,在那里他看到不同种族、肤色的人汇聚在一起。这段经历加强了他的国际视野,使他将美国民权运动置于世界范围人民斗争的大背景之中。尽管如此,终其一生他都将自己归属到黑人世界。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始终没有让他忘记青年时居住过的罗克斯伯里和哈莱姆,那些贫民窟街道、那种底层生活,才是他的心之所系。马尔科姆准确地把握了现代世界的主要特征:“重压之下的行动”。黑人的生活总处在严峻考验之中。

  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哈佛演讲中,马尔科姆将自己与哈姆雷特相比,这也反映出其内心的冲突,即在一个残酷、非理性的世界里是否存在某种道德秩序。他最后认为哈姆雷特有权利谋杀,因为他遭到了不公的对待。正如对哈姆雷特而言丹麦是一座监狱,对贫民窟里的黑人而言,美国也是一座巨大的监狱,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遭到了放逐。

  马尔科姆·X现象在传统和现代社会中都并不罕见。乍一看,他和前现代时期的绿林好汉,那些千禧年运动(millenarian movements,一种以相信全面社会转型即将到来为信仰的运动——编者注)中寻求社会变革的大人物十分相似。他的早期经历确实如此,但后来却经历了渐进的转变。他从一个文盲变为一个雄辩的演说家。他的生活中也充满了英雄情节,例如他曾在波士顿就把从警察手里救走了一位女士,并将其安全送回家。或许贫民窟的底层生活中确实闪烁着某些英雄法则,马尔科姆一生都受其影响。他的一生正像那些史诗传说一样,是一个关于人们如何通过英雄行为改变世界的故事。

  本文将考察迈德加·威利·艾佛斯的历史、激进主义和对黑人民权运动的积极介入。作者通过考察席卷50、60年代的社会、政治与文化风暴及其对密西西比州种族关系的影响,探讨民权斗争背后的意义与人为因素。

  黑人争取充分公民权的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一直都是以捍卫自由与民主原则的历史性战役为标志;他们宣称自己参与了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南北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这些都是他们渴望并值得拥有充分公民权的证明,而每一次的努力都有助于定义并强化黑人们的反抗运动。虽然关于公民权真正含义的思考一直是民权运动行动主义的核心,但实际的抗争却一直为这样的问题所塑造:各州与国家机构在何种程度上负责保护全体国民的权利与特权?该如何对抗一个坚决限制某一部分国民获得美国的核心资源的体制呢?这是密西西比州的民权斗士面临的关键问题。非裔美国人争取充分公民权的斗争是一场为了争取作为国家一份子理应拥有,并受宪法捍卫的权利的伟大斗争。

  对迈德加·艾佛斯而言,这种斗争从童年时期就开始了。1925年6月2日他出生于密西西比州的迪凯特(Decatur),从小父母都向其强调个人责任心、自尊与种族自豪感的重要性,尤其是父亲詹姆斯·艾佛斯的言行对迈德加关于男子气概、家庭责任与公民权利等观念的形成,起了深刻的影响。例如父亲有一次在面对当地白人官员的刁难时,当场翻脸回击,事后教导孩子们:“别让任何人欺负你,谁敢揍你,你就还击。”和许多著名的民权斗士一样,坚实的家庭背景成为日后民权激进主义的催化剂。

  1943年艾佛斯从高中辍学,应征入伍,40年代密西西比州参军黑人超过了85000名,他的军旅生涯从43年10月持续到46年4月。这段时间他得以从当地白人对黑人的非人道行径、隔离与穷困中暂时摆脱出来,这些乱象使他痛苦不已。艾佛斯所在的部队被派往欧洲战区,他曾在著名的铁甲冲锋队中(Red Ball Express)服役,冲锋队的主要任务是向作战部队运输补给,司机大多由黑人担任,连白人官兵也肯定黑人司机们在战场上的关键作用。对黑人服役的效力的肯定与依赖,这种情感使黑人们在返回国内后对不平等的体制愈发难以容忍。事实上,二战中并肩作战的经历,对非裔美国人的男子气概与公民身份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他们而言,公民身份、兵役以及男子气概,都和男性保护家庭的意志与能力结合在一起。民权活动家们便将这种理念应用于公民权利的斗争中。

  1946年迈德加回到了密西西比后,因为难以容忍白人反对黑人投票权的行径,于6月2日和几个兄弟好友一道前往县政府投票。虽然因为一群全副武装的白人的阻挠,他们最后没能成功投票,但是那天艾佛斯采取的立场点燃了他对于社会平等的渴望,他决心“不会让这种事再次发生”。无独有偶,当时在整个南方保守的白人们都目睹了这类政治挑战。同年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100名黑人老兵在县政府游行,要求投票权。这些政治示威使黑人的公民权问题成为美国政治的焦点,加剧了白人的恐惧,并迫使联邦政府重新评估美国的国际形象与声誉。而对许多密西西比白人而言,回国的黑人老兵代表了地方层面对白人统治权威的最后威胁。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艾佛斯也曾短暂地考虑过暴力反抗白人霸权的计划。不过他后来承认:“我不可能在恨白人的同时却希望转变他们”。

  1946年秋天艾佛斯进入艾尔康·A&M学院(现在的艾尔康州立大学)的高中项目学习,1948年秋天进入大学学习工商管理,于1952年毕业。两年后他加入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ACP),担任协会在密西西比州的第一个全职地区干部,直到63年他被白人至上主义者拜伦·德·拉·贝克威斯(Byron De La Beckwith)刺杀时,一直担任该职务。

  他在芒德拜尤的工作对其民权思想的构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52年协会的积极分子西奥多·罗斯福·梅森·霍华德博士(Dr. Theodore Roosevelt Mason Howard)给艾佛斯提供了一份马格诺利亚互济人寿保险公司的保险推销员工作。这家由霍华德等一批同样来自德尔塔地区的非裔美国商人创办的公司具有无限的商业潜力,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份保险工作将会对其在民权领域的斗争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

  德尔塔地区是当时密西西比州的经济中心,也是对黑人压迫最严重的地方。收益分成制通过经济剥削与肢体暴力,将黑人像奴隶一样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艾佛斯发现这种制度使得底层黑人有组织的反抗难上加难,因而他抓住一切机会帮助黑人摆脱困境。艾佛斯尽可能地向他们提供经济资助,在必要时也会耍一些计谋帮助其摆脱迫害,帮助黑人穿越边境逃往田纳西。但迈德加明白,这样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通过有组织的抵抗才能最终以平等的社会政治的进步观念取代现行的种族主义信条。1952年发生的反对白人加油站主的联合经济抵制便是艾佛斯最早参与的有组织斗争之一。尽管白人商人们乐意拿黑人的钱,但加油站的厕所却不为他们开放。成立于1951年的黑人领导地区委员会(RCNL)为此加强了抵抗措施,向艾佛斯和其他当地领导者提供资源、经济支持与社区联合。联合抵制最终取得了成效,出于顾客数量下降与来自国家供应商和连锁店的双重压力,加油站开始增建厕所。

  到1953年迈德加·艾佛斯更决心捍卫黑人进入该州白人中学和大学上学的权利。1954年1月11日他向艾尔康学院发出了一份正式请求,希望其尽快向“密西西比大学法学院的注册主任递交迈德加·W·艾佛斯的成绩单”。他的声明立刻登上了全州各大报纸头版。尽管密西西比州高等教育委员会拒绝了他的申请,但申请密西西比大学的决定把艾佛斯推上了民权斗争的前线。他的努力使其受到了有色人种促进协会高层的注意,他们正试图在该州建立一个民权斗争大本营。于是在1954年12月他被提升为协会的地方干部。

  1957年4月7日马丁·路德·金警告黑人同胞为民权工作的暴力反弹做好准备,但早在1955年密西西比州的民权活动家们就已经对此颇为熟悉了。1955年发生了三起备受瞩目的白人私刑处死黑人事件,说明了民权运动面临的苦难与挑战以及该州种族压迫的实质,同时也成为了迈德加·艾佛斯的思想转折点。其中两名受害者都为艾佛斯所敬佩。乔治·李牧师(George Lee)因坚持公开捍卫黑人平等的投票权,而遭到一伙白人枪杀。另一位受害者63岁的拉马尔·史密斯(Lamar Smith)则因鼓励黑人用缺席投票的方式驱逐当权者,而在县政府的草坪上被白人公然射杀。这两起谋杀使艾佛斯越发坚定,只有采取更强有力的抵抗策略,民权运动才能取得显著进展。而最大的震撼则来自年仅十四岁的艾米特·路易斯·蒂尔(Emmet Louis Till)。1955年8月,一对白人兄弟绑架、虐待、最后射杀了这个小男孩儿,并将其抛尸河中。而密西西比州的白人法官们居然判这对兄弟无罪。该事件使非裔美国人的精神降至低谷,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游行,对年轻黑人更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冲击。现在黑人开始害怕仅仅因为肤色就要面临死亡的威胁,于是恐惧与愤怒在心中交锋,而最终愤怒往往战胜恐惧。由此,在布朗案后本就势同水火的两族矛盾再一次加深了。

  上述三起公开谋杀事件对民权领袖们造成了十分负面的影响。许多人认为谋杀案需要得到辩护,而艾佛斯则相信只有在争取社会平等的斗争中保持警惕,这些无意义的死亡才会转化为某种正面的东西。因此艾佛斯作为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代表之一前往华盛顿,与司法部官员讨论这三起命案。结果司法部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介入其中。尽管已经开展官方交涉,1955年在密西西比州又发生了数起白人对黑人的暴行。这类事件使得迈德加·艾佛斯等民权运动的斗士们深入思考这一问题:在不进行全面的种族战争的前提下,变革是否能够在该州发生。

  民权斗争同样发生在经济领域,当地黑人受到白人沉重的经济压迫。黑人农民和商人在农作、创办公司的资金需要,在借贷、资金方面严重依附于白人银行,于是经济解放就成为当地民权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帮助黑人,有色人种协会通过与黑人所有的三州银行(Tri-State Bank)建立合作关系,为黑人农民提供借贷援助。早年对抗收益分成制的经历,也使得艾佛斯更加关注经济问题。实际上很多黑人农民甚至达不到从三州银行贷款的条件,为进一步帮扶困难户们,协会于1956年建立了密西西比州农民紧急援助委员会。每个农民都可获得至多1500美元的援助,而是否成为被援助对象则需要先通过委员会严格的背景审查,这份调查工作主要由艾佛斯和协会地区总干事米尔德里德·邦德(Mildred Bond)负责。

  到1956年1月23日,他们已累计调访了70人次,行程长达800英里,填写了14张愿意公开表达其不满者的“详细信息表”。期间他们走遍了10个县,并提供了当地黑人占人口总数的具体比例。实际上,艾佛斯成为了连通协会高层和密西西比黑人现状的桥梁,协会领导者们远在数百英里之外,自身往往不清楚密西西比州黑人问题的复杂性与严重性。而艾佛斯也将协会的财务支援看作保护该州黑人的合法机制。艾佛斯关于密西西比残酷现状的持续报告促使联邦政府关注当地与黑人平权斗争有关的政治事件。每次有未受制裁的谋杀、强奸、殴打黑人事件刊登在国家级报纸上,它就会吸引全国乃至国际范围的目光。对艾佛斯而言,民权斗争既是国内也是一场国际的争取社会、政治平等的斗争。尽管知道自己受到白人监视,艾佛斯在50年代后期却更加努力工作,并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将密西西比州的斗争与日益高涨的全国民权运动联系起来。再一次,投票权成为他日常工作的关键部分。

  对艾佛斯来说,选票是公民身份最明显、最重要的象征之一。没有这项基本权利,就无法保障黑人的政治利益。因而他和其他团体一道努力,将投票运动置于密西西比民权斗争的核心。该州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还以人头税制阻碍黑人投票的地方,为此有色人种协会联合其他组织发起了一场“支付人头税运动”,并得到了体制内支持黑人投票的基层官员的协助。1956年11月6日杰克逊市共有32697选民参与投票,其中有2946名黑人,但艾佛斯指出,还有至少47000名黑人没有参与其中。为了进一步动员群众,他们采取了广播、电视、电话多种渠道。艾佛斯希望协会趁热打铁,他相信时机已然成熟。另一方面50、60年代非洲国家的独立浪潮,以及由此形成的关于公民身份的讨论,也极大地鼓舞了美国的民权活动家们。艾佛斯对非洲黑人的抗争及其国外影响的认知,强化了男子气概、政治权利与公民身份之间的联系。这也使他更加坚信,个人对种族的崛起是负有责任的。

  1957年3月艾尔康学院的570名学生,因不满一位历史教师上课时对黑人的歧视性言论,自发组织了一场集体抗议,要求辞退该教师,并罔顾校方的退学警告直接罢课回家。最后校方震惊之余做出了让步,除了几个领头的,大部分学生也重新回到课堂。艾佛斯将此事和2月发生的几起事件一道,看做社会风气剧变的标志,“一切远非风平浪静”,同时加紧努力将密西西比的斗争与日益高涨的全国民权运动联结起来。1958年3月他还曾效仿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在乘车时不顾白人乘客与警察的刁难,坚持坐在第一排。

  在1958年《艾博尼》杂志(Ebony)对艾佛斯的访谈中,当被问及为什么他选择留在密西西比,他回答道“(她代表了)家。这是美国的一部分。无论白人喜欢不喜欢,我都不打算像个寄生虫一样生活在这儿。我不喜欢的事物就会尝试去改变它。”的确,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里,艾佛斯开始更多地采用直接行动策略,而这些强有力行动的浪潮也使密西西比的杰克逊市得到全国的关注。

  到1963年,杰克逊市中心针对必需品交易的经济抵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市长艾伦·C·汤普森(Allen C Thompson)为了扼杀民权运动,多次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向民众发表讲演。5月13日他在广播中宣称杰克逊市民众一直安居乐业,现存的种族关系十和谐,黑人们得到了“有尊严、礼貌和尊重”的对待。而就在当日,艾佛斯和有色人种协会的同仁们也发表了一则声明,决心通过示威游行、群众集会、上诉等任何必要的法律手段,终结由州政府支持的在公园、运动场、学校、图书馆和其他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另外,市长还拒绝任何外来的“煽动者”干涉本市事务(尤指促进协会的代表),只愿与本市黑人领袖协商。

  当地民权运动领袖们第一时间驳斥了汤普森市长的保守派立场。艾佛斯更嘲讽称,市长所谓的与当地黑人领袖碰面,不过是想找几个马屁精装装样子罢了。为了公开与当局抗衡,艾佛斯要求也在电视上发表演说,随后在WLBT电视台的允许下于63年5月20日发表了长达17分钟的电视演讲。他警告保守人士,现在的黑人已经能够通过广播和电视知道世界各地正在发生什么,“他知道非洲出现了许多新的自由民族,也知道一个刚果原住民能成为卡车司机,而他自己却连垃圾车都开不了。”因而,当黑人环顾四周,他看到的不是市长所谓的“进步、美丽、友好、繁荣的城市”,正相反,在这里“黑人不被允许进入大礼堂和体育馆;孩子们拿不到一张电影票;他的妻儿在市中心剧院的餐厅里得不到服务”。由此,他将杰克逊市、密西西比州发生的斗争与全国乃至全世界争取公民权与社会、政治平等的斗争连为一体。

  这份电视演讲标志着民权运动活动家与密西西比保守派白人领导层的全面冲突。5月21日艾佛斯和其他当地黑人领袖在珍珠街AME教堂集会,并选出了14位谈判代表。但市长却否决了其中10名代表,并以自己挑选的人取而代之。艾佛斯坚称不能由市长来“挑选我们的领袖”,并呼吁黑人用或静坐对抗等合法方式进行抗议。5月27日举行的双方交涉无疾而终,市长更矢口否认曾作出的将公共设施向全体民众开放的承诺。随后,促进协会再次于教堂举行集会,并召集了约2000名黑人。令人欣慰的是,1963年春天美国高等法院对“彼得逊VS格林威尔市”等几起案子的裁决为静坐、等抗议方式提供了合法性支持。整个5、6月,密西西比黑人们身体力行地挑战种族隔离,同时拥护一个建立在社会政治平等之上的新种族关系。在此期间,他们借助广播诉说心声,联合抵制经济歧视,挑战学校种族隔离与选举权歧视。艾佛斯在这一战略性的转变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1963年6月12日早上,一个宁静的黑人社区,人们在一个车库里发现了迈德加·威利·艾佛斯的尸体。他背部中弹,倒在血泊里,四周着放置着标有“必须废除种族隔离”(Jim Crow Must Go)字样的T恤衫,这几个字是他对密西西比种族主义、压迫与二等公民身份作出的最后评价。艾佛斯一生的奋斗体现了美国公民身份的真正含义,他为民权运动所做的奉献也是60年代留给未来平权斗争的宝贵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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