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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东来:吹响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号角——布朗诉托皮卡教育管理委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05-15

  [内容提要]美国内战解放了黑人奴隶,战后通过的美国宪法第14项修正案也保护了黑人的公民权。但是,美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对黑人歧视不可能一下子清除,美国南方各州利用联邦制的特点和法律解释的漏洞,逐步建立了种族隔离制度,其中尤以公共教育制度中的黑白隔离分校为甚。为了消除这一歧视制度,美国的黑人利用法律武器,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在1954年著名的布朗案中,他们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改写了美国的历史。平民百姓的勇气,黑人律师的智慧,最高法院首席官沃伦的果断,联邦政府的配合,是这一胜利的基本背景。

  美国的《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就讲“人生而平等”。但一个莫大的讽刺是,美国建国后的最初80多年,绝大多数黑人惨遭奴役;美国内战后,南方黑奴虽然获得解放,但制度化的种族歧视却长期存在。黑人和有正义感的白人,为黑人的自由和解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们的很多斗争成果都通过最高法院判决的形式而固定下来。

  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了一系列案件,确认和保护了美国黑人起码的公民宪法权利。其中尤以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以下简称《布朗案》)最具有代表性,它宣布公立学校中的黑白种族隔离制度违反宪法,由此撕开了美国南方种族隔离制度的缺口,吹响了全面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号角,成为黑人民权运动和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斗争的一个里程碑。

  美国立宪建国时,南方和北方达成妥协,南方保留它的奴隶制,北方实行它的自由雇佣制。这种“一国两制”的格局经过一直妥协,勉强维持到1850年代。斯科特案的一纸判决,打开了南方奴隶制通向西部土地的大门,“一国两制”瓦解。随着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人林肯当选总统,南方蓄奴州纷纷脱离联邦,另立中央。1861年,南北战争最终爆发。

  南北战争虽因奴隶制而生,但联邦政府却是为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而战,并非为结束奴隶制度而战。可是,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北方就需要对南方进行一次“十字军”式的征伐,弘扬战争的正义性和北方道德上的优越。1863年,林肯发表了著名的《解放宣言》,宣布南方叛乱州的奴隶彻底解放。

  美国内战以南方的失败而结束。为了巩固战争的胜利果实,也是为了争取南方自由了的黑人的选票,共和党占绝对多数的联邦国会借军事胜利的余威,一鼓作气通过了三项宪法修正案:宪法第13项修正案宣布奴隶制违法(1865年提出并批准);第14项修正案推翻了斯科特的判决,承认黑人的联邦公民地位,并以限制州权的形式对种族平等作了权威的表述:“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1866年提出,1868年批准);第15项修正案则保证了黑人的选举权(1869年提出,1870年批准)。这三项宪法修正案,特别是第14项修正案在美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大影响,有“第二次制宪”之说。

  凭借这些修正案及其派生出来的相关联邦法律,依靠驻扎在南方各州联邦军队的保护,南方的黑人建立了政治组织,积极参加选举,利用手中的选票,在一些事关他们自身利益的重要问题上发挥影响和作用。结果,在战后很短的时期内,南方的一些黑人就进入了州议会和国会,并把免费的、种族混合的公立教育制度推广到了南方。

  不幸的是,黑人的这一地位和影响是短暂的。当南方战后重建时期(1866-1877年,由联邦政府和军队对南方叛乱各州实施占领和直接管理)结束,联邦军队撤出南方以后,南方从前的奴隶主就开始反攻倒算,而黑人在整体上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这也难怪,刚刚摆脱奴役地位的黑人,政治上相当幼稚,经济上十分脆弱,自治能力较差,在他们参政期间,基本上是根据国会重建法案建立的军政府掌权,没有什么制约机制,营私舞弊的腐败现象非常盛行。1880年代以后,黑人在重建时期所获得的各项权利逐步丧失,开始重新陷于被奴役的地位。

  白人种族主义占主导的南方立法机关,开始以法律的形式对黑人进行种族歧视,建立种族隔离制度。尽管1875年《民权法》禁止在公共设施方面歧视黑人,但最高法院在1883年的民权案中,却裁定:第14项修正案所针对的是政府行为,因为它是这样规定的:“政府不得……”,所以,“侵犯个人权利的个人行为不在修正案适用范围之内。”显然,在“官府弱、民间强”的美国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中,个体的社会生活所面对的几乎都是“非政府”的“个人行为”,因此,这一判决实际上是为制度化歧视黑人开了绿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奴隶主出身的官约翰·哈伦(John Harlan,1877-1911年任职)提出了强有力的异议。他认为,禁止私人歧视是合乎宪法的。他以第13项修正案废除奴隶制为例,指出它并不只是适用于各州,而且也适用于种植园主个人。他争辩说,种族歧视是奴隶制度的标志,同样应该被看作不符合宪法。他还指出,按照第14项修正案规定,美国出生的黑人都是公民,而按照宪法第4条第2款的规定:“每一州的公民都有权利获得其他州的公民所享有的全部特权和豁免权”,因此,黑人自然享有平等的权利。

  但哈伦无法说服那些保守的同僚。后者在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的判决中,进一步认可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合法性。最高法院裁定:路易斯安那等州通过的在列车上将白人与黑人隔离的法律并不违宪,由此确立了臭名昭著的“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原则。哈伦再次表示不同意见:“我们的宪法是不承认肤色差别的,它不承认、也不容忍公民中间出现等级。……在涉及国家最高法律所保障的人权时,法律不分环境和肤色,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有最高法院撑腰,南方各州更加肆无忌惮推行种族隔离制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美国南方,立法机关在“隔离但平等”的幌子下,制订了系统全面的种族歧视法律,统称《杰姆·克劳法》。在铁路、教堂、学校、图书馆、候车室、售票处、剧院、旅馆、公园、居住区以及公共娱乐场所,甚至江河湖海的渡口都实行了种族隔离制。隔离成为制度,但平等却不存在,对黑人的歧视遍布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入。到处是“仅限白人”(only for white)的标志,包括亚裔在内的有色人种受到广泛的歧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一项亘古不变的真理。反抗的形式多种多样,在美国,主流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最主要武器就是宪法,特别是宪法第14项修正案,战场则是各级法院。为了自己的权益,美国黑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二战期间,大批黑人从军参战,与他们的白人兄弟并肩战斗,英勇杀敌。他们的英勇表现,加上冷战中反苏的宣传需要,促使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1945-1953年任职)在1949年发布第9981号总统行政命令,废除了美国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同时,二战期间大量黑人从南方涌入北部和西部地区,投身于国防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满足了美国国内战时生产扩大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不论是当兵打仗,还是工业生产,黑人的潜力得到发挥,自信心加强,平等意识提高,再也不愿忍受种族隔离这一枷锁,纷纷投身于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中,有关公民权利的案件层出不穷。其中平等的教育权最为引人注目。

  在现代社会中,能否得到良好的教育几乎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成败。对于受益于50年代经济繁荣的黑人中产阶级家庭来说,没有什么比孩子的教育更为重要,也更为揪心的了。在绝大多数实行黑白分校、种族隔离的南方地区,仅就师资配备和教学设施而言,白人学校与黑人学校简直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战斗从教育制度上开始,也就不足为奇。奥利弗·布朗(Oliver Brown)无意中,成为这场斗争中的一位主角。

  布朗是位受人尊敬的黑人牧师,住在美国堪萨斯州中西部一个叫托皮卡的小镇。该州位于美国中部,本来不应该有奴隶制,但是,1850年代,为了保持摇摇欲坠的南北政治力量平衡,缓解南北因奴隶制扩张问题而带来的南北冲突,美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允许奴隶制在堪萨斯存在,为此还酿成了美国内战的序曲——“堪萨斯流血”。内战期间,堪萨斯留在联邦,奴隶制和平地废除,奴隶主也得到补偿。内战后,虽然也有种族隔离制度,但不像南方那样严重。布朗居住的社区就是以白人居民为主,他可爱的女儿琳达(Linda Brown),一直和白人邻居的孩子友好相处,一起玩耍。可是当琳达8岁要上小学时,她却不能上近在咫尺的萨姆小学。校长无可奈何地告诉她爸爸,他不能接受琳达,因为州法规定黑白分校,黑人只能上黑人的学校。这意味着琳达必须每天早起,穿过一个危险的铁路交叉口,再坐校车,到离家20个街区远的门罗小学上学。

  牧师虽然一向心平气和,与世无争。但这一次,想到自己弱小的孩子,经常要顶风冒雨,穿越铁路,去赶校车,他却沉不住气了。而且,更可怕的是,琳达可能永远要在低白人一等的学校中读书,想到这里,牧师阵阵心痛。他不想让聪明的琳达,像很多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黑人姑娘那样,给人家洗盘子烧菜。于是,他决心用法律武器讨回女儿平等的教育权。决心一定,牧师便拨通了他的朋友麦金利·伯内特(McKinley Burnett)的电话,请求帮助。伯内特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简称NAACP)当地分会的主席,他立马就支持布朗的请求。因为从30年代起,NACCP就把废除黑白分校作为推翻种族隔离制的突破口。

  根据NACCP的调查,教育领域中根本就不存在“隔离但平等”的情况,恰恰是根本的不平等。在全美19个实施黑白分校的州中,白人学童平均每人的教育经费是黑人学童的2.5倍,白人教师的薪水是黑人教师的2倍。而且,其中有17个州没有给黑人提供与白人相当的研究生和专业教育。1935-1950年间,在NACCP的帮助下,有四位黑人大学毕业生,在最高法院打赢了争取平等接受研究生或专业教育的权利的官司。在其中1950年的一个案子中,最高法院裁定,得克萨斯州必须允许黑人学生进入白人大学的法学院学习。但是,在这些判决中,最高法院只强调黑人学生应该享有“平等”待遇,而回避对“隔离”本身是否合乎宪法进行司法审查。尽管这些案件一定程度上侵蚀了黑白分校制度的法律基础,但是,由于它们只涉及极少数的黑人研究生,而且都发生在密苏里、俄克拉荷马和得克萨斯三个种族歧视的“非重灾区”,因此,并没有产生很大的社会后果,影响有限。

  相对而言,基础教育则涉及到千家万户人的直接利益,显得尤为重要,种族隔离和歧视也特别顽固。因此,它自然成为NACCP的下一个目标,同时也是白人种族主义者竭力维护的堡垒。在NACCP的支持下,布朗和其他一些家长把当地公立学校的主管机构——托皮卡教育委员会告上法庭,要求禁止在托皮卡的公立学校中实行种族隔离。1951年6月25-26日,堪萨斯州联邦地区法院开庭审理布朗案。

  在审判中,NACCP的律师明确指出,隔离制度严重危害了黑人学童的身心健康。黑人学生感到,无论他们如何用功,成绩如何出色,都不会有人理睬他们。在白人学童占90%的堪萨斯州,隔离制度的结果是剥夺了黑人学童与主流儿童社会的交流,事实上使他们处于一种低人一等的地位,因此,黑白分校、种族隔离学校就是一种不平等。

  但教育委员会却振振有辞,声称种族隔离制度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隔离学校也是为黑人孩子成年后所面临的、社会上的种族隔离做准备。它还提出,黑白分校未必就会危害黑人学生身心健康,并以卓有成就的黑人弗雷德雷克·道格拉斯、布克·T·华盛顿等人为例。

  面对控辩双方的说辞,地方法院的三个法官采取折衷立场。他们一方面承认,黑白分校、种族隔离使黑人学生产生一种自卑感,影响孩子学习的热情。另一方面,他们拒绝作出推翻“隔离但平等”原则的决定,并强调托皮卡镇上黑白学校的校舍和老师的教学质量相差无几。最后,法院站在了教育委员会一边。但布朗和NACCP决不言输,把案子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这一时期,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统一协调和周密准备下,同时由5个涉及中小学黑白分校、种族隔离的类似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除布朗案,它们分别来自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特拉华州和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51年12月,最高法院决定将5个案件一并审理,因布朗案按姓氏排在第一,故通称布朗案。

  这组案件可以说是万众瞩目,一时成为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黑人关注它,因为这事关他们的孩子能否和白人儿童一样享受平等的教育;南方的白人提心吊胆,因为种族隔离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最高法院的决定可能会从根本上颠覆“白人优越”的种族观和种族隔离制度。就连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也翘首等待,因为美国国内种族歧视的现实大大损害了他们为了冷战需要,而在亚洲和非洲为宣扬美国式民主、自由和平等价值观所作的努力。

  为了确保成功,NACCP组成了由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为首的律师团。马歇尔是美国当时最出色的黑人律师之一,他193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著名黑人学府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法学院,不久就效力于NACCP,致力于黑人民权事业,创建并担任NACCP所属的“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Legal Defense & Educational Fund)的主任,专门为黑人争取平等的教育权利。

  到1962年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1961-1963年任职)总统提名他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为止,马歇尔在其23年的律师生涯中,经手了无数案件,直接出庭辩护的重要民权案子就有32件,他打赢了其中的29件。在他那个时代,他打赢的民权官司比任何人都多,上述四个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案子中,有三个是他打赢的。由于他对美国黑人民权以及美国民主制度改善的巨大贡献,经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1963-1969年任职)提名,马歇尔在1967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官(1967-1991年任职)。

  1952年12月9日,在万众瞩目之中,最高法院开庭审理这组案子,辩论进行了三天。利用“布兰代斯诉讼法”,马歇尔大胆地使用了30多位社会学者和心理学者对种族隔离问题所作的社会调查结果,指出种族隔离的教育制度极大伤害了黑人学生的自尊心,造成了他们的自卑感,因此,隔离从根本上造成了不平等。其中的一项调查非常简单,但极有说服力。让黑人学童从四个圆点——两个白色,两个棕色——中选择他们最喜欢的,结果,从马萨诸塞到阿肯色,几乎所有的黑人学童都选择了白色。调查者强调,这一结果说明他们不喜欢自己的肤色,产生了下意识的自憎(self-hatred)意识。

  马歇尔强调,黑人学童这种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会有两个结果,或者不求进取,影响他们潜力的发挥,或者破罐子破摔,形成对社会不满的暴躁性格。这些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在现行的种族隔离的教育制度中,黑人学童根本无法获得白人学童从教育中获得的同样能力和健康心理,这严重违反了宪法第14项修正案中的“平等法律保护”原则。既然最高法院已将高等教育中的隔离政策宣布为非法,同样的原则也应该适用于中小学教育。

  为弗吉尼亚案子辩护的该州司法部长阿尔蒙德(J.Lindsay Almond)无法反驳马歇尔的论据,退而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最高法院作出结束黑白分校的决定,“将会毁掉弗吉尼亚的公立学校系统”。像很多南方人一样,阿尔蒙德认为,地方教育官员和家长宁可关闭公立学校,也不愿黑白混校。

  替南卡罗来纳辩护的是约翰·戴维斯(John W. Davis),此公是当时美国最负盛名的律师,有“律师中的律师”(lawyer’s Lawyer)之称。早年曾经当过联邦政府司法部副部长(1913-1928),而且是1924年总统候选人。他尤其擅长打赢最高法院的官司,先后141次在最高法院出庭辩护,其数量之多仅次于19世纪早期的著名律师丹尼尔·韦伯斯特。他首先强调,实行何种形式的教育制度完全是各州的权力,而与联邦政府无关。接着,他又对黑人家庭是否真愿意黑白混校以及混校一定就好表示怀疑,并对马歇尔所利用的社会调查结果不屑一顾,声称“那大部分都是以社会科学的名义,来为自己偏见寻找遁词的把戏”。最后,他威胁说,强行结束黑白分校的种族隔离制度,必然会造成南方种族关系的紧张和社会动荡。

  从官的询问中,马歇尔感觉到最高法院还没有作好行动的准备,特别是首席官弗雷德·文森(Fred Vinson,1946-1953任职)根本就不愿意推翻普莱西案确立的先例。果然,最高法院9名官,主张取消和保留种族隔离的法官各占一半,无法作出判决。剩下的一位官是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lex Frankfurter,1939-1962任职)则处在矛盾之中。这位布兰代斯在哈佛大学的高足,像他的精神导师一样,同情弱者,奉行司法克制的哲学。一方面,他为马歇尔强有力的论据所折服,承认教育中的种族隔离是对黑人平等权利的剥夺,应该废除;另一方面,他也觉得宪法的第14项修正案并无意禁止公立教育中的种族隔离,否则,最高法院一直都是在错误地解释了宪法。而且,他还认为,种族隔离制度在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影响广泛,如果最高法院要推翻它的话,最好全体一致,显示最高法院的认识统一,不然的话,会损害法院判决的权威性,为南方种族隔离制度的维护者抵制法院决定提供可乘之机。为此,他建议推迟判决,进行第二次庭辩,并要求双方在下面三个问题上作好准备:

  (1)用历史证据说明,宪法第14项修正案的制定者是否打算在公立学校中明确禁止种族隔离;(2)用历史证据说明,国会的其他法律是否有过明确禁止种族隔离教育的内容;(3)如果缺少这些证据,能否说明为什么必须要由最高法院来推翻种族隔离教育制度。

  最高法院接受了法兰克福特的建议,在1953年5月宣布,同年秋天开庭再审,并要求联邦司法部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出庭,说明联邦政府的看法和建议。就在第二次庭辩举行前夕,首席官文森于9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共和党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1953-1961年任职)提名厄尔·沃伦(Earl Warren)继任。听说这一提名后,倍受两难立场折磨的法兰克福特不由得感叹:“我平生第一次真地感到世间有上帝存在”。沃伦是何方神仙,竟然让法兰克福特有如此感叹,要知道法兰克福特可是位资深的官(1939-1962年任职),与他同年担任官的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1939-1975年任职)曾写到:法兰克福特“是我们的英雄”。

  这位令“英雄折腰”的沃伦,曾经破纪录地连任三届加利福尼亚州州长(1942-1952)。虽然一生都是一位忠实的共和党人,但他却坚信进步主义,注重公正独立,深受选民的爱戴。最能说明他独立品格的是,1938年,他成为共和党、与进步党三党的共同候选人,被选为加州的司法部长(检察长)。1946年,他以共和党和两党共同候选人的身份连任州长。他还是1948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拥有问鼎国家领导人的实力。但在1952年共和党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过程中,沃伦力主由退役将军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为后者的当选立下了汗马功劳。作为回报,艾森豪威尔对沃伦许诺,一旦首席官出缺,便提名他接任。作为过渡,沃伦同意先担任联邦司法部长,正式任命尚未下来,文森却突然去世。这时,艾森豪威尔有些犹豫,因为他摸不准沃伦是否会跟共和党保守的施政纲领保持一致,沃伦不得不及时提醒艾森豪威尔履行诺言。结果,这一任命成为艾森豪威尔的“千古之恨”。

  与很多美国政治家和官的家庭背景不同,沃伦生在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父母是来自北欧的移民。他生长在加州一个铁路城镇,父亲是铁路上的机修工。在这个边疆小镇上,罪犯的无法无天,特别是腐败的吏治为罪犯提供保护伞的行径,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成为他学习法律的最初动机。为了供自己上大学,沃伦总是利用漫长的暑假在铁路上打工,这一经历使他对下层劳工和他们的困境有较深的理解和同情。此外,西海岸猖獗一时的排斥亚洲裔居民的做法,以及他自己身体力行,在二战期间执行联邦政府的命令,把加州日裔居民驱逐到集中营的经历,也让他认识到种族主义的可憎面目。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对自己积极执行命令的作法充满了悔意。

  沃伦的中学母校很差,在他之前没有人考上过大学。1912年和1914年他先后从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获得学士和法律学位。从1925年开始,他担任基层检察官(district attorney),一干就是13年。他执法严厉,但却非常公正,在1931年一项全国范围内的检察官调查评估中,他被列为全美最出色的基层检察官之一。

  贫寒的出身,长期的基层司法工作经验,为官一方独当一面的州长经历,铸造了沃伦与众不同的品格。虽然美国最高法院官几乎个个出类拔萃,人人身怀绝技,但很少有沃伦这样丰富的经历。沃伦对弱势社会群体的关注,表现在他庭审时不断地询问辩护律师的一句口头禅上:“但你可公正?”(but were you fair?)他丰富的政治技巧,也使最高法院泾渭分明的保守和开明两派,相安无事,相互配合。斯图尔特官(Potter Stewart,1958-1981年任职)由衷地赞扬说:“他是位天才的领导人,你尊敬他,你爱戴他”。

  尽管沃伦执掌最高法院,形成了有利于NACCP的局面,但马歇尔他们仍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为寻找最高法院所需要的证据,NACCP组织了25名优秀的历史学家没日没夜地研读历史文献,试图寻找历史根据,但收效不大。于是,马歇尔决定放弃依赖历史文献的做法,重新回到强调种族隔离教育对黑人学生造成严重心理伤害的老策略上。

  整整一年后,1953年12月8日,最高法院再次审理布朗案。庭辩中,马歇尔还是突出黑白分校对黑人学童的身心伤害,同时也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援引当时国会议员的各种言论,指出第14项修正案的目的,就是要彻底铲除种族等级制度的所有残余,因此,应该立即废除黑白分校、种族隔离的制度,让黑人获得平等的宪法权利。联邦司法部的代表也指出,第14项修正案旨在表达一种广泛而持久的目标,保证所有人在法律之下享有安全和充分的平等。不过,司法部认为,为了公众利益,最高法院应该给予种族隔离的学校体系必要的时间来进行调整,为黑白混校作准备。而且,如果做出混校裁决,也应该由下级法院,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去酌情执行。

  虽然案件仍叫布朗案,但黑人人口较少的堪萨斯州已经不那么积极为隔离制度辩护了,正像该州助理司法部长在第一次庭辩中承认的那样,因为黑人占全州人口的很小一部分,而且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各方面相差无几,结束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并不很困难,也不会引起白人的坚决抵制。现在,马歇尔他们的目标是种族隔离最为严重的一个南方州——南卡罗来纳。为南卡辩护的仍然是大名鼎鼎的戴维斯,他并不认为马歇尔所引用的议员看法有多大说服力,因为当年第39届国会通过第14项修正案后不久,又批准在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实行种族隔离的公立学校制度。可见,当时的议员并不认为种族隔离与宪法修正案有什么矛盾。这是戴维斯最得意的撒手锏,民权律师的确很难直接反驳。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沃伦很少插嘴,静静地聆听着双方的辩论。他为马歇尔等民权律师的慷慨陈词所感动,更为黑人学童因种族隔离所受到的身心伤害而震惊。对他来说,戴维斯的撒手锏已无足轻重,重要的已经不是宪法修正案制定者的最初动机,而是黑人学童所受不公正对待的残酷现实!在庭辩结束后的官会议上,沃伦认为不应该再纠缠于第14项修正案制定者的“本意”,也不应再拘泥于司法先例的条条框框,而应该充分体察社会现实,看看种族隔离制度是否使黑人处于不平等的法律地位。

  沃伦丰富的政治经验也让他意识到,白人至上,歧视黑人已经成为美国白人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而种族隔离制度在南方更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要废除这一制度必然会引起南方各州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如果操之过急,就会欲速而不达,引发社会动乱。因此,必须把这一决定可能引起的反对和震动减少到最低程度。

  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设法让所有的官一致同意黑白分校违宪的决定。为此,沃伦开始了长达数月的“思想”工作。1954年4月底,他说服了最后一位反对派斯坦利·里德(Stanley Reed),这位来自南方肯塔基州的官,因其在经济问题上的开明立场,而被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Roosevelt,1933-1945年任职)提名为官。但他在社会,特别是民权问题上却一向保守。能够说服他接受废除黑白分校制度,显示了沃伦的耐心和技巧。这期间,全美国,特别是新闻界都翘首以待,等待最高法院的判决。在最高法院通常作出裁决的每个星期一,记者们总是满怀希望而来,一脸失望而回。

  1954年5月17日,又一个星期一。无精打采的各路记者再一次汇集在最高法院的记者休息室。中午时分,法院的新闻官突然走了进来,以颤抖的声音宣布:“有关黑白分校案子的判决即将在法庭宣布。”记者们精神顿时为之一振,冲到法庭。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法院没有把判决书事先印发给大家。为了显示官们的团结,因心脏病住院的杰克逊官也特地抱病前来。

  没有人知道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唯一肯定的是,它影响巨大,可能是斯科特案以来最高法院历史上最重大的时刻。大厅里鸦雀无声,死一般寂静,似乎是为了有意缓和紧张的气氛,沃伦没有立即宣读判决结果,而是空发议论,不时地引用一些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有关黑人学童智力发展的论述。进入正题后,他开始不紧不慢地宣读起判决,先是回顾了大家熟得不能再熟的案情,迟迟没有涉及法院的决定。下面的记者则急得直闹心。美联社记者的即时新闻稿很能反应当时的景象:

  针对第14项修正案的本意如何、是否包含了禁止黑白分校内容这个问题,沃伦指出,不论是双方律师所引用的证据,还是法院自己研究发现的材料,都不能够给予圆满的答复,因为当时的公立学校还不成气候,议员自然不会去讨论尚不存在的问题。而且,最为重要的不是过去如何,而是现在怎样。“我们不能让时钟倒转到1868年,第14项修正案被通过时;甚至不能倒转到1896年,普莱西案裁定时。我们必须从公立教育已经充分发展及其目前在全国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这个角度,来考虑公立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判定,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是否剥夺了原告享有的平等法律保护的权利”。因为,时至今日,公共教育已经成为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一项服务,并转化为所有人应该平等享有的权利。

  接下来便是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为黑人和白人提供相互隔离的学校是否违反了平等的教育权呢?最高法院的回答是肯定的。它引用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的数据,说明隔离对黑人学童所造成的心理伤害。“仅因种族不同,而使少数族裔学童与其他年龄相仿、学力相当的儿童隔离,势将使其痛感社会地位低贱,进而摧折其身心至于无法弥补。……本庭的结论是:公共教育事业决不容许‘隔离但平等’原则存在。隔离的教学设施,注定就是不平等。”

  部分地为了避免引起舆论混乱,部分地为了赢得里德官的支持,沃伦在判决书的最后一段没有给出具体的命令,要相关的各州和教育委员会必须服从法院的决定。考虑到结束隔离制度的“相当的复杂性”,最高法院计划在来年秋天再来辩论“适当补救”问题。

  因为首都华盛顿是特区不是州,第14项修正案不适用于它。所以,沃伦必须另写判决书,把它的法理基础建立在宪法第5项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既然本庭已裁定宪法禁止各州维持种族隔离的公立学校,因此不能想象同一部宪法对联邦政府的约束就会轻些”。

  判决当日,法兰克福特给沃伦写了个便条:“这一天将青史留名”(this is a day that will live in glory)。在台下的马歇尔“开心得如痴如醉”,他多年来为之奋斗的理想即将实现。但胜利的喜悦并没有冲昏马歇尔的头脑,这天晚些时候,他在日记中写到:“战斗才刚刚开始”。

  马歇尔的感受非常准确。尽管最高法院并没有确定结束黑白分校的时间表,只是提及一年后再来讨论判决的执行方式。即便如此,布朗案的判决仍然遭到南方各州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它们把这一天称为“黑色星期一”。来自弗吉尼亚的一位参议员发誓要“大规模抵制”。佐治亚州州长指责沃伦法院“悍然蔑视一切法律和判例……实在是堕落到了庸俗政治的地步……。佐治亚人民对美国宪法和州宪法所赋予他们的自主权坚信不移、坚持不懈,奋斗到底。”他声称:“一定要制定出一套方案,保证种族隔离制度的延续。”

  1955年4月11-14日,最高法院按计划讨论结束黑白分校的方式(补救措施),史称布朗第二案(BrownII)。在庭辩中,南卡罗来纳州的律师气焰嚣张,明确告诉法庭“现在,我们将不服从——我们不会把我们的白人孩子送到黑人学校”。

  5月31日,沃伦法院以9比0裁定,将执行最高法院消除公立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权力交给联邦地区法院,由它们根据各州的具体情况,以“最稳重的步伐”(with all deliberate speed),逐步结束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最高法院没有给出最后的期限,许多南方州借机一拖再拖。还有的州和地区干脆废除了公立学校系统,资助建立所谓的“私立”学校,来维持教育领域中的种族隔离制度,以美国式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对抗法院的判决。在很多地方,一些黑人家长因为积极推动黑白混校而被白人老板解雇,并受到暴力的威胁。

  最严重的一起冲突事件发生在阿肯色州的首府小石城。1957年夏,该地的教育委员会接受联邦地方法院执行布朗案的判决,允许9名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央高中就读。9月2日,秋季开学之际,该州州长福布斯(Orval Faubus)动用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封锁学校,禁止黑人学生入学。后在法院干预下,20日福布斯撤回国民警卫队,任凭一些白人暴民捣乱。25日,忍无可忍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动用美国陆军101空降师,“占领”了小石城,维持秩序,并暂时直接控制了1万名州国民警卫队。在全副武装的美国大兵保护下,9名黑人学生最终得以入学。

  小石城的骚乱,使当地教育委员会找到了拖延执行法院判决的理由。他们本来就不愿积极推行黑白混校,现在,他们便以混校会遭到公众抵制甚至导致社会骚乱为由,延期2年半实施混校计划。他们的要求在联邦地区法院胜诉,但在联邦上诉法院败诉。官司最终在1958年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9位官一致裁定,布朗案必须无条件执行。沃伦在判决书中指出,虽然废除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困难重重,但决不能因为暴力和骚乱而“牺牲和放弃”黑人的宪法权利,因为“法律和秩序不会因为黑人宪法权利的剥夺而得以维持”。而且,消除种族隔离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实际上是由于“州政府行为”不力而造成的,它应该由“州政府行为”来解决。“不论是州立法者,还是州行政或司法官员,对抗宪法(war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必然违反其襄助宪法的义务”。

  尽管在随后好几个案子中,最高法院再次做出类似的判决。但仍然遭到南方州大多数白人居民的强烈反对,南方各州政府据此对布朗等案的判决进行了大规模的抵制。到1964年,南方11个州中只有2%的黑人学生真正进入黑白合校的学校学习。

  为了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彻底推翻南方州的种族隔离制度,美国黑人自50年代中期始,在著名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下,开展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民权运动。他们的正义斗争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判决和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的强硬执法措施交相呼应,声势浩大,并得到了美国主要新闻媒体的同情和积极声援,全美各大电视台经常临时中断正常节目,实况转播南方州警察对黑人示威群众施暴的野蛮场面。新闻媒体中不断滚动出现的黑人大规模示威和警察悍然动武的惨烈流血场景,深深地震撼了全美各界和整个国际社会。北方各州的白人纷纷集会示威,要求联邦政府和国会立刻出面干预,废除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在政治局势有可能失控和民权运动有可能转向大规模暴力的压力下,美国国会终于先后在1964、1965和1968年通过了三个被统称为“第二次解放黑奴宣言”的民权法案,从法律上彻底结束了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制度。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联邦地方法院为了更快、更彻底地推行黑白混校,下令采取强制措施,把传统白人学校和传统黑人学校整班级地对调,用校车长距离地接送,这就是1970-80年代美国社会上争议极大的“强送强并”(school busing)。但是,各种各样的抵制并没有停止。许多白人居民不满法院判决的强制措施,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反对,成批成批地搬出黑白混居的城区,来到白人集聚的郊区。随着白人的迁出,一些城区只留下黑人居民,而按区就近入学的学校自然是清一色的黑人。更糟糕的是,60年代以来,在种族隔离制度全面崩溃,肯定性行动计划广泛推行的背景下,黑人中产阶级逐步扩大,也纷纷前往郊区,城区的学校更加败落,不仅是清一色的黑人,而且大都是贫穷的单亲黑人家庭的子弟。尽管也有黑人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要求法院宣告这种新的学校隔离制度违法,但最高法院宣称基于地点而非种族不同所造成的公立学校的不平等,并没有违反平等保护条款。

  在最高法院这类相对保守的判决鼓舞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下级联邦法院的法官们不再积极执行黑白学区融合计划(school district desegregation plans),声称地方官员为结束种族隔离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哈佛大学进行的一项有关黑白混校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公立学校中,消除种族隔离的进展开始逐步逆转。

  在1999年纪念布朗案45周年时,有论者称,在教育领域中,黑人争取平等地位的目标事实上并没有多大进展。《华盛顿邮报》的一位专栏作者写到:“就种族单一(racially isolated)隔离和不平等而言,许多公立学校和最高法院45年前讲没有两样”。已故官马歇尔当年创建的NACCP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的结论是:“过去50年,非洲裔美国人被隔离的状况实际上是增加了,或者有微乎其微的变化”。

  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今天美国公立学校中事实上存在的种族隔离,更多是由于贫富差异所致,而非种族差别的结果。由于美国公立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依靠所在学区的税收维持,因此富人区的学校自然较贫民窟的学校为好。今天,美国黑人中产阶级日益庞大,其生活方式与其他族裔中产阶级并无差别,其子弟也和白人子弟同窗共学,因此,现在美国已经很难再找到纯白人的学校。但美国黑人中穷人的比例远远超过其他族裔集团,一些城市的贫民窟几乎全部是黑人居民区,结果,纯黑人的学校也比比皆是。这里面不可能没有种族的因素。显然,法律可以根除社会上有形的种族歧视制度,但却无法消除人们心中无形的种族等级心理;法律可以废除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但却无法消灭因贫富原因而形成的居住环境和居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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